人性弱点之二：把苦难当作荣耀

记得小时候，村里如果有人死了，必先停灵两天，并通知四方亲友。在这两天之内，无论远近，接到通知的亲友都将赶来。如果不来，死者的亲属将从此视对方为陌路。来的人必带三样礼物：一是一捆纸钱，给死者的；二是一匹布，给生者的；三是两挂鞭炮，一挂进门的时候放，以宣布“我来了，以后可别不待见我”，一挂追悼会的时候放，估计也是为了告诉死者“我来了，以后可别不待见我”。

待到第三天早上，把死者装进棺材，用木杠绳子把棺材捆扎好，由八个男人抬往坟地。这八个男人叫做“八脚”，由村里力壮的男人担任。“八脚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八抬大轿”，算是给一生卑微的死者最后尊贵风光一回。这风俗应该自古有之，不知道那些真正坐八抬大轿的人怎么就不忌讳，竟然不禁止这种不吉利的模仿行为，以至于延续至今，这也算是一件怪事。

抬往坟地的过程是缓慢的，肃穆的。亲友以及同村的人都会跟随。亲友送的布，会贴上一张长长的纸条，注明亲友的姓名及与死者的关系，按与死者的亲疏远近依次挂在竹竿上，由两个人抬着也一起跟随。另外还有三件事以壮声威：一是亲属的哭声，务以震天为要；二是亲友们送的鞭炮，此时派上用场，一路放去；三是两个人敲锣，用的是一种特定的节奏。通过这三件事，替死者最后一次向四邻八乡宣告“老子死了”。

但也并不一直热闹下去。走到半路就会停下来，准备开追悼会。开追悼会的程序与婚礼相似，也是一项一项地来，只是一个最后入洞房，一个最后进坟地。比如第一项，领导讲话，多半是村长，以确认死者虽然死了，但并非孤魂野鬼，依然是有组织的鬼。最重要的是“致悼词”。而悼词的内容，则是以历数死者的人生磨难为中心，越可怜越好，务让现场的人落泪甚至痛哭流涕为要。如果悼词并没有让大家伤心，葬礼就是失败的，其它方面做得再体面都无济于事。因此悼词的创作者便是葬礼中最重要的角色，往往都是由村里文笔最好的人担任。

但好文笔也有时候不济事。如果死者生前并没有受过什么苦，活得逍遥自在，再好的文笔也涂抹不出悲伤。好在那时候死的人，至少都有差点饿死的经历打底，这就不会差到哪里去，所以葬礼不成功的可能性不大。

致完悼词，就意味着葬礼的结束。去坟地的后一半行程，基本上草草完事。送殡的亲友收了眼泪和哭声，嘻嘻哈哈地返程；鞭炮也有一搭没一搭地放，锣也懒懒散散地敲，“八脚”也攒足了劲赶路，只想着尽快送到坟场埋了。这就总给我一个感觉：原来葬礼的那么多繁文缛节，其主要目的，只是为了把亲友们要挟前来，向生者布告死者生前的苦难而已。

其实还不仅仅只是悼词。停灵在家的两天，只要有亲友前来，一踏进门，就必有人哭灵迎接，亲友便在哭声中在死者遗体前烧纸磕头。哭灵的人一边哭，一边历数死者生前的苦难，如唱歌一般，堪称一门艺术。而哭的人，多半是死者的女儿或姐妹。她们的哭诉流畅而有韵味，多半时候比葬礼上的悼词更有感染力，让人怀疑是否早就偷偷打了草稿，背得滚瓜烂熟了，一直盼着显摆出来，着急这老东西怎么还不死。如果没有女儿或姐妹的，这一关便显得冷清，苦难少了向人艺术化展示的可能。女儿要承担这一重大使命，大概是虽然普遍重男轻女，但女人也并没有灭绝的原因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中国人向来爱面子，活得那么惨，本应该是羞于让人知道的，可是人们不仅不觉得羞于启齿，还在死后最后一次隆重地向所有认识的人宣示，不听还不行，一点也不保守秘密。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在中国人心里，苦难不是耻辱，而是荣耀。

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人们并不害怕苦难。那些经历过苦难，比如饥饿，迫害等等的人，会经常向别人诉说，但你并不能从他们的诉说中感觉到任何愤怒、痛苦、恐惧和反思。他们的语气里往往透着得意和兴奋，充斥着那种“我的经历你没有”的优越感。苦难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资本，是人生的丰富性，是死后可以用来感动别人的法宝，这是人生的所有意义。

或许是因为太弱小，无力积累功绩，所以只好积累苦难，以充实自己的人生。唯有如此，人生才不至于一片空白，不至于让自己的葬礼失去了隆重。也因为如此，人们潜意识里是欢迎苦难的。当有人提醒有可能过去的苦难会重来的时候，人们多半是不在意的。他们嘴上说“不会的”，心里却实实在在地期盼着。因为如果不是在期盼，如果内心有恐惧，那一定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早作预防的。

当然，并非所有人都这样。也有许多人，葬礼上是以功绩而不是苦难为荣耀的。在他们的悼词里，历数的是他们的功绩，而不是苦难。至于在他们的那些功勋里，制造了多少森森白骨，在他们的英明决策里，制造了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，那都是不重要的。

于是世界就如此奇妙地达到了和谐。苦难者以经受苦难为荣耀，苦难制造者以制造苦难为荣耀。他们相互成就，彼此都功德圆满。每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可以算是人间天堂。